遗憾的是，随着权利思维的发展，民法体系逐渐通过民事权利表现出来，而作为民事权利要素的民事客体在民法体系中被逐渐地淡化了，但是民事客体理论在民法体系中的淡化过程，恰恰是在具体民事权利制度中的凸显过程。

但单纯实证方法也无法构建体系，还必须结合演绎与归纳、公理与观察、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换而言之，盖尤斯的无体物概念在向权利思维转变的过程中，被取消或者被有体物概念取代，从而有体物成为他物权和所有权的共同客体，因此盖尤斯的无体物和有体物区分尚能体现的民法体系语境不见了，而寻找民事权利之现实基础的物化思维成为民事客体理论的主流。

对抽象权利类型的客体研究不符合现代的权利思维，因为它本质上是物化思维的结果，这一点从萨维尼引用康德的论述建立潘德克顿民法典体系，便可见一斑。[6]方新军：《权利客体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具体的物和行为是经验世界的实体，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语来表述：实体，就其最真正的、第一性的、最确切的意义而言，乃是那既不可以用来述说一个主体又不存在于一个主体里面的东西，例如某一个个别的人或某匹马。(2)别人去履行一种特殊行为的自由意志。有体物基于物理属性具有天然的确定性和实在性，但它对所有权而言是一把双刃剑。

[9]遗憾的是，从体系发生层面上讲，五编制的体系形式恰恰成为民事客体理论脱节于体系语境的重要原因。[16]现代社会甚至出现了权利话语的使用泛滥，但是权利思维作为民法制度的深层存在，不是无处不在的，权利表述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权利思维的贯彻，传统民事客体理论便是典型代表。尽管被遗忘权能够激发数据自主的想象，但其确立也必然引发自由减损的风险。

欧盟通过一系列立法确立的包括被遗忘权在内的个人数据保护权(The right to protection of ersonal data)等适应互联网时代数据保护的权利总是试图将主体表述为everyone，但它们明显并不属于传统人权或自然权利的范畴。被遗忘权的确立实则忽略了搜索引擎的属性，而不计成本的课予信息技术公司或者监管者专断的权力。而法律似乎并没有对这种剧烈变化做好准备。如果支持CNIL的主张，势必会引发更大的国际法层面的冲突。

这种分析框架正视自由概念的复杂性，分别考察被遗忘权对不同层次自由的作用和影响。但人的自由发展既需要与他人的适度关联，也需要相对独立和自治的私人空间。

被搜索引擎删除列表的新闻报道仍然可以通过媒体网站进行查询。但欧盟提出和实践被遗忘权的过程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这些问题。忘却权旨在帮助刑满释放人员摆脱过往的牵绊，获得更加自由和平等的发展机会。[22]从规范意义上讲，法律自由可以划分为自由权和一般行为自由。

[35]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欧盟及全球范围爆发了关于被遗忘权对自由权和一般法律自由的威胁的实质性分歧。再次，与欧盟积极推动被遗忘权的立场不同，很多国家对被遗忘权采取了相当慎重的态度。[32]真正的自律强调的是不被感性冲动规定。

只有这样，人们对法则的服从不仅没有构成对自由的限制，相反是对自由的实现。未来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制应该更加均衡地对待隐私、自由、安全、效益等利益。

实际上，过度互联的网络环境已经使得人们过分纠缠，除非独善其身式的远离互联网，否则个人的数据自律已几乎不可能。作为世界最发达的区域之一，欧盟的互联网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

那时要获取、处理和利用个人资料是比较困难的，个人在理论上仍可以支配与其相关的信息。《电子商务法》明确提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但主要以设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义务为主，而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则依据《网络安全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从外部压力来看，中国互联网经济具有明显的内向型特征。第二，被遗忘权成为实证权利的方式也是激起法律争议的主要原因。[23]《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自由发展其人格之权利，但以不侵害他人之权利或不违反宪政秩序或者道德规范者为限。第一个事实揭示了被遗忘权保护的法益实际上存在其他保护方法，确立被遗忘权本非唯一选项，很可能也不是最好的选择。

其次，司法机关可以更加灵活地综合考虑表达自由在特定情境下相对于被遗忘权的优先性。最高法院认为搜索引擎的结果虽由机器生成，但仍属于某种形式的言论，限制搜索结果可以被视为限制言论自由。

[33]前引[32]，康德书，第91页。更重要的是，被遗忘权是通过强调个人对其数据的控制权来实现相关法益的。

[5]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MEMO-15-6385_en.htm, 2016年7月27日访问。一般行为自由还可以从政治哲学层面，细分为无干涉的自由和无支配的自由两个层次。

自律的自由为多种意识形态共享，很难将其制度化，所以不能归入法律自由的形态。至于搜索引擎公司该如何处理通过其他搜索词产生的结果，以及有何种移除义务？如何平衡数据保护与表达自由的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欧洲法院的判决却没有深入论述。有学者认为，被遗忘权作为一种规制手段，是一种迥异于传统集中规制模式的分散式规制(Distributed Regulation)。因此，应综合权衡信息的重要性、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以及申请删除者可能蒙受的名誉损害等因素，对删除搜索结果的申请进行个案判断。

在被遗忘权的相关法益权衡方面，美国更多考虑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而欧洲则更重视隐私保护的有效性，却明显对相关自由权可能遭受的影响考虑不够。但直到2014年Google Spain案之前，被遗忘权没有被实际运用过，其规范内容也并不清晰。

马克思肯定自由是人的本质，指出自由确实是人所固有的本质，连自由的反对者在反对自由的实现的同时也实现着自由。[23]作为实定法意义上的自由权，不仅在规范上有特殊表述，在保护上也有特别机制。

欧盟及全球范围爆发了关于被遗忘权对自由权和一般法律自由的威胁的实质性分歧。其实，欧洲法院认定的删除范围限于通过数据主体姓名产生的搜索列表。

德国宪法中的信息自决权综合考虑了人格发展、公共利益、社会价值等因素。Google就此向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诉，后者于2017年7月将此事提交给了欧洲法院。大数据营商模式使个人数据成为重要经济资源。在经常被引用的德国相关案例中，判决最终依据的是比例原则而非信息自决权。

目前多数被遗忘权的研究者认为我国已具备引进被遗忘权的基础。根据康德的理论，把自身作为普遍立法者的尊严才是人们对法则绝对遵从的根本动机。

从规范基础看，联邦宪法法院明确指出信息自决权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凸显一般人格权。[36]不支持原告的判决会在事实上减少相关法律规范出台以前类似申请的数量。

也回应了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呼吁摆脱空洞的语词争议的拖累，直接面对实质性的分歧的倡议。但事实上，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加速进入互联网时代，其基本动力并非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的精神力量，而是巨大的经济利益。